老刁
老乡的村子所在位置里连部并不远，5里地驱车前往，绕行一段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村子坐落于部队东南方向的一座小山的山脚下，由于土地贫瘠，只是辟了一小块地种了些马铃薯。村里人不多，总共只有六户人，每家人都栓了一只山羊，家中散养着一些鸡。大致如此。
村里人见部队来了车，都围了上来，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拼命挤到车前，扒着车门，我就猜到，一定是老乡的妻子。
我们到了他们家门口，将老乡送了进去，大致了解到，这村里基本都是一个族谱里的，耿姓，没有外人。昨晚来的老乡全名耿庆才，甚至他的妻子，都是他的表亲。
老耿到家，不仅没有收到部队的处罚，还安然无恙地把他送了回来，他妻子甚是感激，硬是要塞给我们几颗鸡蛋作为感谢。这无论是处于纪律考虑，还是人情世故，我们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，万般推脱下，我们总算是说服了他们一家，退了出来。
这个村里，偶有狗吠，但不多。一路转下来，全村只有一台用以运输的牛车靠在墙角，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用来拉车的老黄牛。
我们回到连队，将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反馈给了指导员。指导员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案台，似乎是有了主意，安排我们回各自的班报道，晚些时候会嘱咐我们。
左军虽然表面上完全服从命令，但是心内似乎是非常厌恶这类人的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在那边否定这群老乡的无可奈何。的确，当今的革命路线已经宣告胜利，老百姓应当在党的领导下，过上了比以往更富足的生活。但是他似乎有些过于激进了。在他眼里，尤其倾向于机会主义。他曾对我说，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上海，去一次传说中的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我一度否定了他的想法，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上海并非他想象种的样子，这么一个被当年割据得四分五裂的城市，是饱受沧桑的。“冒险家的乐园”对我们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号，反过来说，这是一个饱含“屈辱史”的标记。我也曾不止一次告诉他，别再提及这个名字，至少在我面前不要提。
我并不是针对他个人，但是他们似乎对上海有什么误解。抗战前的上海歌舞升平，灯红酒绿。然而这些都是在各国列强的压迫下的苦中作乐。而且这所有的光鲜亮丽，都是存在于那些中国人地位低下的“租界”。从1845年清末建立了英租界以来，上海经历了近百年的租界史。是整整一百年的屈辱史。那面“上海租界旗”其实就是一面最好的罪证，一面由十二国国旗组成的旗帜。
其实在当时的上海，大部分的国人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。工人阶层的工资是极其微薄的，维持生计已是奢求了。而且那时候资本家最底层人民的剥削，已经到丧尽天良的地步了。外国人在这里并不行使他们本土的法律，因此那时工厂使用童工竟然是合法的，所以在工厂中充斥着大量的童工，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降低占比不高的人工支出。况且无论是成年人还是童工，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十四个小时，休假是闻所未闻的。
辛苦劳作若是能换来等值的收入，对他们而言，还能算得上是“欣慰”的。然而现实往往更加残酷，这些辛劳的工人还极可能遭受“拿摩温”的剥削，被“拿摩温”拖欠工资等。也有许多流民和各个大小帮派弟子没有工作岗位的，无法在上海立足。上海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乞丐，每日以乞讨为生。他们的形象在张乐平的漫画《三毛流浪记》里让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。当时的社会却远比漫画中要来的残酷的多。当时真的可以堪称“穷人的地狱”。
在纸醉金迷的背后，其实是这么一片辛酸史。然而自己的苦，可能也真的只有自己知道。
但也必须承认，上海在饱经沧桑的同时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扶持与帮助，才能在连续经历了开埠通商、租界划分、列强豪夺、抗战等一系列大的变迁的同时，即使在淞沪抗战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，依然能迅速恢复起来。
虽然左军对我的意见不屑一顾，他仍然要坚持他的想法，这自然是他的权力，我并不能过多干涉。然而有些认识，却一直备受指导员关注，他在这次汇报工作中，随口提及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话。让指导员尤为反感。
当晚指导员再次找到了我们，并指派我们明天一早再去一次老耿他们村子。因为考虑到军民关系的重要性，此次发生的情况，虽为偶发性事件，但根本上，也是因为百姓生活疾苦所致，既然发生在军营附近，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同胞。
我们本身的普通军民物资就是由自己筹措的，那渠道其实可以自行调配，老耿的村子就成为了试点，我和左军便成为了下插的村里的特派员。主要工作当然是尽我们绵薄之力扶贫的同时，拉近军民关系，建立以连部为核心的军民关系网。
我和左军带着各自的情绪前往村里，村民也是半信半疑，如此安排怕是别有用心。
左军很是不惯，虽然身为军人早应习惯了艰苦的生活，并学会了如何克服各种困难。村民因为文化水平较低，村里甚至都是没有一个组织关系的，因为是家族村的原因，基本就是集中到村中最年长的长辈家中，以长辈的意见为整体的方向指导。但是村民依然保留着极度迷信的传统，对于神鬼传说坚信不疑。
自然条件比较差，我们不得不教会他们如何利用手头的资源逐步改善生活条件。比如房屋的修缮，引水渠的制作等。但接受能力有限，外加懒散惯了，效率极其低下。而我和左军人手有限，过于依赖我们的话，未来我们结束了任务，他们的生活又将回到原点。这一点也是左军一开始就预料到的，因此对此次任务的期望值非常低。
我的态度则有些相反，既然是任务，我们作为士兵，则无需去考虑结果如何，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我们自己还是要摆正，尽量不要质疑委派的任务，添加自己的个人情感。即使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上去再怎么的不合理，但是换一个角度和层面，可能我们这么一个“不合理”的任务，是为了让整个大的局势可以更合理地完成。
无论如何，我们是已经安排在定期前往辅助村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改善工作，三个月后会根据具体的成果，再做决定。
记得当时我们还从另一个村调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户，指导他们如何扩大种植以及培育效率更高的品种。俗话说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。利用好背后的山野资源也是帮助他们的一大利器。
我对于务农的经验不足，此次任务也全依靠指导员的安排，虽然三个月下来成果的确不如预期，但是村民明显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。指导员也对村民表示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农作物可以卖到我们连部来，就当是物资采购了。价格也按照部队统一标准。
左军一度不解，为何指导员如此执着要去帮助这么一批偷鸡摸狗的“刁民”。指导员其实也看出了他的心思。恰遇思想政治课，指导员亲自来到我们教室，借着这次的工作，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。
作为一名战士，最主要的一条，就是无条件无从上级委派的指示，无论你自己对指令是否认可。军队中对于士兵的要求，就是如此。不能很好遵照任务要求执行的，对于部队而言，是不需要这种人的。上级也没有义务去将整盘棋向士兵交代清楚。一是，犯不着为此浪费太多时间，士兵还可能因为无法理解而纠缠不休；二是，出了当前的任务以外，其他任务可能都属于机密，不到一定级别都无权利知晓。过于透明化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。
士兵若过度参杂个人的情感到任务中，会对任务的执行效果起到负面作用。而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说法，完全是子虚乌有。切勿对乡亲有偏激的误解。当前国内还不是人人都能吃饱肚子的阶段，城市与乡镇的差异，乡镇与农村的差异，农村与偏僻村落的差异，都是很大的。读书对他们来说都比不上你送他十斤大米来得有意义，我们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在他们面前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单纯从贫穷的角度来分析，贫穷带来的结果就是饥饿、无产，以及几乎没有的教育。更谈不上我们所追求的文明，修养和道德。人在温饱问题上都无比挣扎的时候，为了生存就会抛弃文明社会所约束的那些底线和准则，做出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。
看事情要看本质，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，才是我们从根本需要解决的。
这一个下午，着实又上了一课。我们自己的视野还是太狭隘了。未来还是需要我们更多地完善自己的思想，跟深层次地分析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