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刁
小男孩去世的噩耗瞬间在病房传开了,所有人都心痛不已,这是多么可爱懂事的孩子。怎么突然间就撒手人寰了。
我们都并不想在这对夫妻面前揭伤疤,丧子之痛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走的出来的。我们都投去了慰问的目光,点头表示哀悼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回过头来,我们问了医生,到底什么原因,会让这样一个孩子就在短短一个月间,状态急转直下的。
医生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,淋巴癌其实在这样年纪的人群中也比较罕见的,一般都是在二十到四十岁的青年为主。而且这个病,伴随有一定的遗传因素,所以医生一直在督促这对小夫妻也尽快做一个有针对性的检查,早发现早治疗。淋巴癌并不可怕,可怕的只有人自己把小病拖成大病。
他们在回去后不久,小男孩就发生持续高热不退,呼吸困难等情况,还伴随便血。白血球急剧减少,也就是淋巴癌的并发症,白血病。这些病症同时发生,也打的医生措手不及。最后小男孩在进入急疹间不到6个小时,就坚持不住了。弥留之际,小男孩还一直捏着父母的手,嘴里吐不出字,两眼却一刻也不愿离开父母的脸。
病房里的病友听了都在那边哽咽,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男孩,虽然接触到的时间有长有短,而我是最短的,才只有四天。可是每个人都对他印象深刻。从他的谈吐以及他和我们聊天的内容来看,这孩子还是个很好学的人。虽然父母缺乏管教,但他又异常的懂事有礼貌。这些都是他在社会中一点点自学来的。
我们常常抱怨上天的不公,看到他后,我们更认为上天真的喜欢和人开玩笑,将他生的那么优秀,却又早早把他带回去。
我在伤心之余,感觉到左侧肋部有阵阵微痛,但没多久就消失了。也许只是刚刚情绪比较激动,神经敏感吧。
但回想此前和老博的对话,我发现情况不对,应该就是癌细胞原生点开始作祟了。这不是神经痛,是癌症的痛。
这个疼痛的症状愈演愈烈。在我做完化疗回去后,并没有缓解的迹象,即使化疗后一周,副作用已经消退,这种疼痛反而更加明显。有时甚至会严重到我一时难以忍受而喊出声来。这一下有把英子吓到。因为我当年即使是膝盖打钢钉,在麻药退去后,我也没有因为剧痛而哼过一下,而今天却失声喊疼,的确是疼到了一定程度。
她拉着我去医院挂个急诊,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医生听到我说是癌症晚期,其实也给不出什么建议,只能开一点止疼药,让我在疼的时候服一颗,十二小时只能吃一次。半小时生效。
随后的日子,就越来越难熬,这样的疼痛往往会在每十五分钟,便光顾一次,我每一次都疼得全身绷紧,随后一身冷汗。我在摸索中发现一个法子,就是在疼痛来临的时候,喝下一大口偏烫的热水,在烫水通过食道流过胸腔疼痛位置的时候,因高热而刺激到神经,反而又骗过大脑,感受不到疼痛的作用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,但是在我自己身上的确是管用的。
时间来到六七月,我已经无法自主下地走路了,由于肺癌导致的胸腔积液也一直影响着我的正常呼吸,而肺栓塞也成为了威胁我生命的另一个主要症状,虽然这个并不会立刻要了我的命,但是如果不按时去医院打除栓塞的针,时间长了,的确会导致肺部衰竭的。
我自主行动受限,只能依靠社区的帮助,当时我们家这边的街道正好在推广一个便民服务,爬楼机。我家住在五楼,这样的老公房,是没有电梯的,我这种无法下地行走的人,必须借助工具,这的非常惨。
爬楼机对我和身边的人来说,也的确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东西,虽然爬的慢,但是稳,而且因为在推广,我们的使用都是免费的。也的确感谢街道做的便民工程,帮我解决了一大难题。
我当时每天就这么经历着各种波折,其实也难以有一时三刻可以太平的休息一下。而且我因为疼痛的原因,身体根本没办法放平,也就不能很舒坦地躺在床上,最后,我是蜷缩在躺椅上的,每天如此,这个躺椅反而成了最后几个月伴随我不离身的老伙计了。
在几个疗程后,肿瘤医院已经不再收治我了,我也明白,他们也无能为力了。对于我的病症,他们主动放弃,虽然表面说“回去养养吧,好点了再来。”但是他们实际的意思,一定是,“看不好了,别来了。”
英子哪肯放弃,她哪怕是有一线希望,也要带着我四处求医。
她又联系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综合性医院,中山医院,但是床位紧张,我根本进不了门诊病房。最后通过急诊,我躺在了急诊大厅和室外露台中间,临时加的病床上。这个位置,再往外挪一点,就算室外了。
儿子每隔一天都会过来陪夜,而白天则是英子和别的朋友轮班照顾我。因为我的行动将全仰仗轮椅,因此连上厕所这个简单的动作,都需要人全程陪着。可见我其实俨然就是废人一个了。
我曾在一个夜晚向英子的朋友透露,我其实想放弃治疗了。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,看似是在求医问药,救我于水火。但实则是一种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折磨。我早在二月份就被“判死刑”了,而现在,都已经八月份了。我其实早已经超过了当时医生给我推测的时限了,我每活一天,都是上天看我可怜,而施舍给我的。我何必再强求什么呢。
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己见,他们告诉我,“我不能只想着自己,全家人都在为让我活下去而努力,如果我这么轻描淡写地说要放弃,对得起英子,对得起儿子吗?”
这一通道德绑架,真的让我原本坚定要放弃治疗的心,动摇了。
我其实真的做不到,我看到英子的眼泪,儿子皱起的眉头,我就不忍心,我向往死去的心,会为了他们而松懈。我真的,连选择死亡的权力都要受制于他们。
盛夏的上海是酷热难耐的,而我全身发冷,即使外面早已四十度蒸腾,我仍然需要一个毯子盖在身上,否则就会全身发冷,打颤。
而现在,每一次疼痛来临,我都会咬紧牙关,怒目圆睁,两手捏拳,忍到这阵疼痛过去,然后大舒一口气,满头大汗。
可是这就是疼痛的极限了吗?不是!
在最后的一两个月里,英子不知道听到谁的推荐,让我去到岳阳医院,那边有专门治疗癌症的药物,让我去尝试一下。
我当时躺在医院,儿子陪夜照顾我,正好他的手机摔了一下,平时性格沉稳的他,那天非常暴躁的在一旁自言自语。我知道,为了照顾我,儿子的新工作,已经耽误了整整半年了,不知道公司内部对他会不会有微词,但是现在的工作环境本身就难,儿子应该也已经在两头坚持到极限了吧。如果我再拖累下去,怕是儿子的工作也要丢了。再要找到这样的机会,谈何容易。
“为了照顾爸爸,你的工作有影响了吧?手机摔坏了?爸爸还有点钱,你拿去买个新的。”
儿子听到我说了这句话,整个人愣在那里,他可能根本料想不到我会这么说。他眼睛湿润了,但转眼间忍了回去。吐了句“没事。”就继续坐回椅子上检查起手机了。
儿子这辈子,其实一直是我拖累了,按照他的天赋,应该更早的让他接触更高级一点的东西,而不是放任他在孩童时期浪费时间,开智太晚了,反而把上限拉低了。他的一个老师也和我说,如果他能早点接触到更优质的教育,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
我和儿子之间的话一直不多,但我们却彼此知道彼此,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实际行动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,而非语言。而如今,我选择说话了,他可能觉得我都已经不是我了吧。
在岳阳医院接受完第一个疗程后,我在家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疼痛。
当疼痛来临之际,我就好像整个肺被百把匕首刺穿,整个胸腔和的骨头,就像被人用锤子一寸一寸砸成粉末一样,吃任何止疼药,都无济于事。我疼到放声大吼,想通过吼叫来减缓我疼痛的感受,滚烫的开水我也入不了口,哪怕喝一点下去,都让我感觉更加的难受。
我没日没夜地喊叫,楼上楼下以及隔壁的邻居,都受到了影响,但我哪管得了那些,我但凡能忍得住,也就不会这样吼得声嘶力竭了。
三天过去,我突然感觉疼痛褪去了,我完全不感觉到疼了。
但我的声音也哑了,说话只能靠气声,想听清我的话的人,必须凑过来到我耳边才能明白我在说些什么。
我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了。哪怕是有一口痰,我也没有力气咳得出来。
我想,并不是我的疼痛消失了,而是我再也感觉不到疼了。
我的死期就要到了。
我感觉呼吸非常的困难,心脏也开始不太稳题,忽快忽慢。
我乞求英子快打120,将我送到医院去,在家里可能要坚持不住了。
其实,我是不希望死在家里,至少不要让这间房子,成为一个凶宅。
我们原本提议去中山医院,120的医生和司机看到我这个情况,其实觉得我也没有太大意义跑那么远去中山医院了,意思就近先去一个三甲医院挂急诊吧。
我们最后当然还是听了120司机的建议。
那里,正是我确诊癌症的医院。
开始的地方,看来也将是我结束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