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权变章

　　拾遗子和弟子在蜀地游历，走到古蜀道时，看到一块斑驳的残碑。

　　弟子指着碑问道：“从前刘备进入四川时，本是刘璋的客卿，为什么反而夺取了刘璋的地盘？这难道不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吗？”

　　拾遗子抚摸着残碑叹息说：“你看四川的地势——刘璋昏庸软弱，张鲁在北面虎视眈眈，曹操和孙权都图谋吞并这里。那时刘备如果死守‘客卿的礼节’，哪里会有容身之处？刘璋派使者迎接刘备时，天下局势已经大变：曹操在关中击败了马超，孙权稳固占据江东，刘备没有根基，如果不夺取西川，最终只会被别人吞并。”

　　弟子皱着眉头追问：“可是信义在哪里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回答：“信义不是僵化不变的规矩。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，曾经是商朝的臣子；伊尹五次辅佐商汤又五次辅佐夏桀，不是不忠诚，而是能审时度势。刘备入川前和刘璋结为兄弟，但当曹操的军队兵临荆州，刘璋又不能共同抵抗强敌时，如果死守旧盟，就是坐以待毙。所以刘备用计夺取涪关，看似违背约定，实际是为了求生。时代变化，事情也会变化；事情变化，应对的策略也要变化，这就是生存的道理。”

　　二、察势章

　　拾遗子经过殷商旧都，遇到一位老叟谈论历史。老叟说：“商纣王在位时赋税繁重、刑法残酷，为什么微子、箕子、比干不早点离开？直到国家灭亡才后悔，难道不是愚蠢吗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三个人的做法不同，是因为对时势的洞察程度不同。微子知道纣王已经不可劝谏，殷商气数将尽，所以早早离开；箕子想留下观察变化，希望纣王有悔悟的一天；比干以死明志，想重振君臣大义。他们不是不知道时势，而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义。”

　　老叟问：“如果遇到无道的君主，应该如何自处呢？”拾遗子说：“夏朝即将灭亡时，伊尹离开夏朝归附商朝，帮助商汤讨伐夏桀；春秋时期，伍子胥先侍奉楚国，后来逃到吴国帮助阖闾攻破楚国。良禽选择好的树木栖息，良臣选择明主侍奉。如果空守‘忠君’的虚名却不知道变通，就是愚忠。就像在江海中行船，突然遇到狂风巨浪，如果不知道转舵，必定会船翻人亡。洞察时势的人就像观察天气，知道晴雨变化而提前准备蓑衣，这不是薄情寡义，而是为了保全生命和志向。”

　　三、通变章

　　拾遗子和弟子谈论战国时期的事情。弟子说：“商鞅变法时，通过徙木立信使秦国强盛起来，但最终却遭受车裂之刑，为什么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商鞅的法令有利于国家却损害了贵族的利益。秦孝公在位时全力支持他，所以变法能够推行；等到秦孝公去世，秦惠文王即位，贵族势力反扑，商鞅失去了庇护，地位危险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一样。他知道变法的好处，却不知道保全自身的方法，这是精通法令却不通晓时势啊。”

　　弟子问：“那么变法的人应该如何自处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先让贵族子弟学习骑射，再推广到全国，所以改革成功而且自身暂时安全；王莽托古改制，不考察时势，强行恢复古代制度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。变法就像治病，不是用猛药强行攻治，而是用温水慢慢化冰。汉初萧何继承秦朝制度但简化了严苛的部分，曹参接替萧何后实行无为而治，这不是因循守旧，而是知道天下刚刚安定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，所以顺应时势调整政策。时代变化，法令也要变化；法令变化，人的行为也要变化，这就是通权达变的关键。”

　　四、因时章

　　拾遗子在洛阳，参观汉魏故城的遗址。弟子说：“东汉光武帝实现中兴后，为什么定都洛阳而不是长安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王莽之乱时，长安已经残破不堪，赤眉军焚烧掠夺之后，宫殿都变成了灰烬。当时天下刚刚安定，百姓厌恶战争，如果强行迁都，劳民伤财必定会引发叛乱。光武帝审时度势，知道洛阳地处中原，漕运便利，而且没有长安旧贵族的牵制，所以顺应时势定都在这里。”

　　弟子问：“从前刘邦初定天下时，想定都洛阳，后来听了娄敬的建议迁都长安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刘邦的时代，天下尚未稳定，项羽的余党还在，需要借助关中的险要地势来控制诸侯；光武帝的时代，群雄已经平定，关中残破不堪，需要借助洛阳的富庶来安定民生。同样是迁都的事情，因时代不同，策略也不同。就像四季穿衣，春天要捂一捂、秋天要冻一冻，不是违背常理，而是顺应天时。治国的人如果不知道顺应时代变化，固守旧制度而违背潮流，就像刻舟求剑一样，必定一事无成。”

　　五、应机章

　　拾遗子和弟子谈论三国时期的事情。弟子说：“诸葛亮初出茅庐时，火烧博望坡、新野，为什么后来进入四川却多用缓策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博望坡之战时，刘备兵少将寡，曹操大军压境，需要速战速决来振奋士气；进入四川时，刘璋昏庸软弱，西川民心尚未归附，如果急攻，百姓就会反对，反而失去根基。所以诸葛亮先结交荆州旧部，再用仁义收揽人心，等时机成熟后，才进军成都，这就是顺应时机行动。”

　　弟子问：“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用火攻击败曹操，为什么后来攻打南郡却久攻不下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赤壁之战时，曹军不熟悉水战，而且把船连在一起，所以火攻之计可行；南郡之战时，曹仁据城坚守，吴军擅长水战却不擅长陆攻，如果强行攻城，必定会损兵折将。周瑜知道形势不利，于是诈死诱敌，这也是顺应时机的变通。战争就像迅雷疾风，要抓住机会行动，不能拘泥于成法。处世也是如此，遇到强大的对手就避开锋芒，遇到弱小的对手就攻击其懈怠之处，这就是应变的方法。”

　　六、顺势章

　　拾遗子经过潼关，看到古战场的遗迹。弟子说：“安史之乱时，郭子仪为什么先放弃长安，后来又收复了长安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安禄山的叛军来势汹汹，哥舒翰在灵宝兵败，长安无险可守。如果郭子仪用数万疲惫的士兵固守长安，必定会被叛军全歼。所以他暂时放弃长安，退守灵武，召集勤王的军队，等叛军骄纵懈怠后，再联合回纥骑兵，从南北两面夹击，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，这就是顺应时势行动。”

　　弟子问：“从前项羽破釜沉舟，一战成名，为什么郭子仪不背水一战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项羽的时代，诸侯都袖手旁观，需要用必死的决心来振奋士气；郭子仪的时代，唐朝虽然危急，但民心未失，而且可以借兵回纥，所以需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。形势不同，策略也不同，就像江河的水，顺流而下容易，逆流而上困难。商汤讨伐夏朝，先收服诸侯；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先在孟津会盟。这不是害怕战争，而是等待天下的形势都归于自己。顺应时势的人，就像顺风纵火，火势会借助风势不可阻挡；逆势而行的人，就像逆风拿着火炬，必定会烧到自己的手。”

　　七、适变章

　　拾遗子在汴梁和士人谈论宋朝的事情。士人说：“王安石变法，想要使宋朝强盛起来，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党争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王安石的变法初心是好的，但他急于求成，不考察时势。当时北宋积弊已久，官僚机构臃肿，百姓负担沉重，如果突然推行新法，必定会触犯多方利益。司马光等旧党并非全都保守，实在是因为新法推行过急，官吏执行不当，反而害了百姓。所以宋神宗死后，高太后起用司马光，全部废除了新法，不是新法不好，而是时势还不允许。”

　　士人问：“那么变法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先让贵族子弟学习骑射，再推广到全国；张居正改革，先丈量土地，再推行一条鞭法，都是因势利导，逐步推行。就像治病，虚症需要补，实症需要泻，如果不分虚实乱用猛药，必定会伤害元气。王安石不知道‘适度变革’的道理，以为一纸诏令就可以改变千年积习，就像想用快刀斩乱麻，却反而让麻更乱。变革需要审时度势，循序渐进，才能有好的结果。”

　　八、权宜章

　　拾遗子跟随船队到南洋，谈论起郑和下西洋的事情。弟子说：“明成祖命令郑和七下西洋，耗费巨大，为什么突然停止了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明成祖刚即位时，天下初定，需要借航海来彰显国威、寻找建文帝的踪迹，并且想开通海上贸易来充实国库，所以郑和前几次航行声势浩大，遍访各国。等到明仁宗即位，国库耗费严重，北方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，朝廷需要节省开支，固守边疆，所以停止了航海活动，这就是权宜之计。”

　　弟子问：“从前秦始皇修长城，隋炀帝开运河，都是功在千秋的事情，为什么当时百姓却怨声载道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秦朝和隋朝的君主不体恤民力，为了长远的功业而损害当下的百姓。明成祖虽然雄才大略，但航海之举对百姓没有直接的好处，长期实行就会让民力不堪重负。就像汉初的文景之治，轻徭薄赋，看似无所作为，实际上是在积蓄民力。治国的人需要知道，‘权宜’不是短视，而是根据时势调整轻重缓急。就像走远路的人，遇到江河就乘船，遇到山路就乘车，不是喜新厌旧，而是为了快速到达目的地。”

　　九、通权章

　　拾遗子在武昌和学子谈论张之洞的事情。学子说：“张之洞创办洋务，建立铁厂、修建铁路，为什么大多亏损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张之洞身处清末，外有列强环伺，内有守旧派掣肘。他创办铁厂，本意是‘师夷长技以自强’，但缺乏技术人才，管理不善，所以成本高、效率低。但看他的初心，不是为了私利，而是想以实业救国。当顽固派反对修建铁路时，张之洞以‘铁路可以运兵、方便百姓’为由据理力争，最终得到朝廷允许，这就是通权达变。”

　　学子问：“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，为什么百日就失败了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康梁急于求成，想全部废除旧制度，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。张之洞则不同，他主张‘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’，在维护旧体制的框架内寻求变革，所以阻力较小。就像修缮破房子，全部拆除重建房子必定会倒塌，一间一间修补才能长久居住。张之洞的方法虽然不是彻底的变革，但在当时的局势下，为中国保存了一丝近代化的火种。通权达变的人，不是放弃原则，而是在原则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，就像良医用药，君臣佐使，缺一不可。”

　　十、达变章

　　拾遗子在天津和商人谈论北洋时期的旧事。商人说：“张作霖出身绿林，为什么能盘踞东北多年呢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张作霖起于草莽，深知乱世中的生存之道：对清朝，他先做土匪后接受招安，借助朝廷名号扩张势力；对袁世凯，他表面效忠，实则暗中发展奉军；对日本，他既利用其军火，又不签订卖国条约，以免遭到国人唾弃。直皖战争时，他先观望后参战，坐收渔利；郭松龄反叛奉军时，他又拉拢日军助剿，虽然手段有争议，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，这就是通达权变的手段。”

　　商人问：“那么不讲信义，也可以成就大事吗？”

　　拾遗子说：“乱世之中，规则崩坏，如果固守常规的信义，必定会被他人吞并。但张作霖也不是全然没有底线，他在东北办学校、修铁路，抵制日本的满蒙计划，最终遭到暗杀。通达权变的人需要知道，‘变’是有界限的，就像船在水中航行，可以随波逐流，但不能触礁沉没。从前越王勾践，先侍奉夫差为奴，后来卧薪尝胆复国，他的变通是忍辱负重，志向是不忘家国。所以变通的高低，在于内心的追求：为私利则险诈，为天下则大勇，这就是达变的真谛。”